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城乡关系的处理，对于城乡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时间里，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制定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即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通过生产力的均衡布局，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追求地区的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所谓均衡发展战略是指在一国部各地区均衡布局生产力，谋求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其特点是公平优先，有利于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减少区域间的冲突和摩擦，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容易出现平均分配资源和分散力量的后果，往往以牺牲投资经济效益为代价，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区域产业结构转换率降低。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

1.生产力畸形布局的现实国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力分布畸形，工业偏集于东南一隅。据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77%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南沿海狭长地带，而占国土面积68%的西北、西南和内蒙古广大地区，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9%。

2.国防安全的客观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比较紧张，周边战事和争端不断。因此，我国在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将备战因素放在首要位置。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因此，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衡理论的深远影响

从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以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进一步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1页）。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始终抓住并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从而找到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赢得了农民，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但我们党并没有“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恰恰相反，毛泽东仍以极大热情关注着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仍然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毛泽东提出了要“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统筹兼顾”就是对全国人民（指城乡居民）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从“统筹兼顾”出发，对于粮食、灾荒、就业等问题，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协调，作出各种符合实际的安排。因此，他要求工业和农业必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协调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必须始终代表农民的利益，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农民最讲实际。他们往往以物质利益作为判断是非、优劣的主要尺度，决定自己对革命的参与和拥护程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讲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

2.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地位和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工农联盟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3.组织和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教育和改造农民的主要途径。

4.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认真贯彻“三兼顾”方针。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5.必须树立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一体的思想，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为主体、农村工作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总政策。“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要求全党都要研究农业、大办农业，把农业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再三强调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之一，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支柱。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灵魂和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大胆试大胆闯的实践中开创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这个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而且再三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邓小平所讲的共同富裕，既强调“富裕”，又强调“共同”，其实质是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富裕美好的生活。但“共同”又不是“同步”，更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一个理想的最终目标，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具体途径是“先富带后富”和区域协调发展。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有两大构想：一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先富带后富的大政策。他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还说，“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与此同时，他强调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二是提倡“两个大局”观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曾明明白白地阐释：“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374页。)指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为此，他大力倡导：“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78页）。

在充分认识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失误和中国的实际困境之后，邓小平果断调整发展思路，大胆创新，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以沿海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作为撬动整个国家经济的杠杆，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地区之间适度的经济差距，然后有次序地发展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指集中推动某一区域生产力布局，以谋求区域经济的调整增长。其特点是效率优先，将有限资源投向效率较高区域，有助于获得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它有使区际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容易导致区际利益冲突激化。

新时期以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构想，以改革开放为巨大动力，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发展。到20世纪末，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本摆脱了贫困状态，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东西地区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日益凸显。1997—2002年，中部人均GDP相对东部的比重从54.14%下降到52.6%，西部人均GDP相对东部的比重从43.08%下降到40.59%；全国城市居民年平均实际收入已高出农民2—3倍；反映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已接近国际警戒线。这表明，我国在普遍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已比较突出。

在吸取毛泽东、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即在继续保持东部沿海地区旺盛发展势头的前提下，重点开发西部。所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指在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经济优势和落后区域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之间互补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实现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其核心就是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保证各地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强调：“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因此，东部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多利用一些国外资金、资源，求得经济发展的更高速度和更好效益；中西部地区要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努力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我们强调协调发展，是要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好”（《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这就是江泽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

对地区经济差距日渐扩大的趋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加以认识和处理。“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解决地区差苦问题也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从长远的趋势看，地区发展差距，总是会越来越缩小，而不会越来越扩大下去。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认识和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以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上，应该掌握的一些原则精神。（《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实施西部大开发

如何解决地区差距，改变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是一个重大问题。为了跳出均衡则贫穷、富裕则不公的区域经济怪圈，创造性地提出了协调发展战略，以期从根本上扭转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在十五大报告中，则进一步阐述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思想。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正式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定。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东部地区继续加快发展

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援西部开发和加快西部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要继续保持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指出，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同时，“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4页）。

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我们应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全局和新世纪经济发展战略高度来认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6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不变”方针，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5页）。

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东部沿海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窗口”，可以为西部提供宣传大开发政策的“橱窗”、信息交流的“平台”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接口”；第二，是西部大开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沿基地，可以为西部直接提供成功的经验，避免走弯路；第三，是西部大开发沟通世界的重要桥梁，可以利用自身具备的区位优势帮助西部更快地走向世界，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要适应市场的要求，强化优势互补意识，胸怀全局，量力而行。总之，在新世纪坚持加快发展，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优势、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正如同志强调的：“只有谋求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局，才能实现各地经济的快速和协调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

毛泽东、刘少奇都很重视研究国情，他们都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经济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由于富有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对国情特点的观察十分透彻。毛泽东对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有一个简明的概括：“一穷二白”，即经济上穷，文化上白。刘少奇一再指出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刘少奇都强调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毛泽东、刘少奇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经济建设从国情出发，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毛泽东多次预测过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的时间。1954年他提出15年左右打基础，50年左右实现，后来又提出要100多年。

二是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搬外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效法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感经济建设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标志。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可以看作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共识：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

2.关于经济建设的目标

把中国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我国经济建设确定的宏伟目标。

最初的提法是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出中国要工业化。建国后，刘少奇在1950年写的一份研究经济的论文中，在阐述党和政府的基本任务时写道：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1952年后，在全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全民的口号，写进了宪法和党章。毛泽东1954年6月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

在宣传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提法。周恩来1954年9月在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但这里还没有把这几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刘少奇195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把“三个现代化”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重申了“三个现代化”的目标。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也说：更快地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国家发展的目标时，正式把三个现代化增加为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四个现代化的顺序有所变化，如把工业放在农业的后面，把国防调到科学的前面，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一直没有变。例如周恩来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法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

1956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正确处理事关全局的一系列矛盾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时至今日，重温这篇讲话，仍然深被文中闪烁的思想魅力所打动，备感亲切。文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其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协调发展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我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时只有苏联的经验可资借鉴。他们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自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忽视了其他经济门类的发展，这就产生了片面性，带来了负面后果。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关系上，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少些、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牢固，几十年过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基础更加巩固。

在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布局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过去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工矿，有些可以是大型的。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以后还应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观察、分析、处理事物的辩证思维。他在处理上述各项重大矛盾关系中，既看到它们各自不同质的内在要求，又看到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一面，从而把它们作为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来把握，力求在发展中保持相对平衡，促其发挥相辅相成的积极作用，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航天领域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两弹一星”上天，打破了美国核垄断的地位，为世界和平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协调发展的思路，树立科学发展观，防止低水平的盲目重复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是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正确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分配关系，是促进社会主义巩固发展的重要方面。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己经基本确立的条件下，在如何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个方面的距离。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产品交换，我们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接近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益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毛泽东最后总结指出：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在这里，毛泽东是把处理好分配关系作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政治原则问题来看待的。第一，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就要有积累去搞建设，这是个事关全局的大头，必须要顾，不能动摇。但同时又不能忽视广大工农民众的切身利益和消费需求，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把总体收益中的国家积累和社会消费的比例，确定在一个比较适当的水准上。反之，偏顾了哪一头，都不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第二，劳动者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不能脱离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允许的程度，但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注意解决群众的切身实际问题，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尽力去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则是官僚主义思想作风，必须加以反对。如果我们的干部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就会脱离群众，损害党的形象，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第三，提高工资福利待遇，首先要考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下两个方面的距离应该逐渐缩小，而不是相反。这样才有利于体现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有利于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本原则，从而调动了广大生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同样有个统筹兼顾的问题。而且只有坚持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才有利于理顺各种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关于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关于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的论述，在前人的经济著作中已多次被提到。

然而与前人不同的是，邓小平同志就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从而把速度与效益的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四个方面是：

第一，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问题时，是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同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正确估计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就为中国加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要抓住机遇。抓住什么机遇？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住当前对我们发展经济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正因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那就会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以某种压力，这就是：周边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同样会利用（并且已经利用了）对它们有利的国际环境，加速经济发展。假定它们的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了，而我们却一再错过机会，那岂不是又拉大了我们同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

第二，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问题时，是把发展速度同社会稳定、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他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正因为邓小平同志把发展速度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所以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

第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时，是把速度、效益、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仍束缚着生产力，就不会有速度和效益；没有开放，不去吸收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不去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也不会有速度和效益。特别重要的是，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就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发展生产。邓小平同志一再提醒，不能像1958年那样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什么效益也没有，即使速度上去了，但很快又掉下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旧体制，各级政府只抓产值，不注意销路，只抓速度，不注意效益，只抓高指标的完成，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大，那么必然出现产业结构失调、瓶颈制约严重、效益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计划经济体制下，速度不能真正上去，无论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下降。可见，只有通过经济改革，速度与效益才有可能统一起来。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以农村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指出一旦抛弃了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就丰富了，农民收入就提高了，速度与效益也就同时增长了。邓小平同志还在政企分开、转换政府职能、企业联合、理顺价格、发展金融、“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兴办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经济特区、办“三资”企业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这些论述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真正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在效益增长的同时提高发展速度。

第四，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这又是一个新问题。以前，人们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会有波动，或者认为经济波动只是由于政策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的；更重要的，把波动看得过重，总想求稳，哪怕以低发展速度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邓小平同志在考察速度与效益统一时，提出不要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速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总是有起有落，总是在波浪中前进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留下了产业结构不协调、市场不发育等问题，要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可能四平八稳？只要宏观上大体控制住，社会能承受得住，不是大起大落，有一点波动算不了什么。许多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有利于解决。单纯求稳，不注意发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

总之，结合新的国际形势来说明抓住机遇的必要性，把速度问题同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对速度、效益同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充分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的科学分析，都是邓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上的创见，这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近年来的国际国内经验，指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社会不稳定，什么经济建设也无法进行，人民生活水平只会下降而不可能提高。因此，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当然，经济发展是需要资源的，例如资金、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但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些资源，而在于有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便组织这些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发掘潜在的资源，引进国外的资源。假定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已有的资源会流失，或者资源无法被利用，或者资源遭到破坏，再多的资源也无济于事。这正是以往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很容易忽视之处。

3.关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两种文明建设一起抓，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因为，一个缺少精神文明的社会，不管经济发展程度多么高，物质产品多么丰富，那只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病态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达到的境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应当体现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生活质量的范围是广泛的，它包括物质产品的丰裕，社会风气的良好，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环境的舒适，犯罪率的降低，人们文化教育程度的增长等等。只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4.关于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关系

过去，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通常是在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对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对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意义认识不足。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的教训，尤其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训，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抓民主、法制建设。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那么计划经济很容易转变为“权力经济”、“审批经济”，经济建设项目也很容易转变为“长官意志项目”，结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资源被浪费，经济效益下降，使生产力不能迅速发展，甚至滋生腐败现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注重法制的经济体制，也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体制。民主的发扬，不仅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而且有利于加强经济工作的监督，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不仅促进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促进市场秩序的正常化，而且也把政府的经济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就可以避免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上那种凭长官意志做出决策，违背科学，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造成的大起大落、大浪费、大折腾等现象。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科技进步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生产力基础。科学技术不仅物化在生产的物质条件中，而且还凝聚在高度熟练的劳动者身上，体现在生产经营的科学组织和科学管理中，是整个生产经营体系的神经。运用科学技术可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从生产力本身来说，最根本的是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而科技进步的基础在教育，在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因此，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正是在上述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科教兴国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战略举措来抓。其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命题，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与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杠杆作用，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内在关系。二是根据国情和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其自身运行规律，出台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优先发展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强调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逐步增加对科技与教育的投入的同时，明确了以改革去促进科教的发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首先在科技方面，要加大力度，建立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抓好技术开发与推广、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同时加强基础性研究；其次在教育方面，要转变教育思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通过改革使科教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经济建设服务，在参与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自己。

2.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是形成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显然，这需要一个长过程才可以根本解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估计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这种复杂性和长期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既着眼长远，又抓住当前，既保持宏观上的总体协调，又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对策，坚持抓重点，攻难点，因势利导，循序推进，在改革和发展中稳步推进结构转换和资源重组，取得了明显进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1)在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上，提出“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又是弱质产业。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是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针对这种实际，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党中央不仅提出了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的方针，要求全党长期重视农业，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确保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和农民收入有较快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不少地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保持了稳定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日趋繁荣，证明党中央的农业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我国虽已建成比较完整、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但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比较薄弱，加工工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以及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和结构雷同等问题。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要调整、改造、提高加工工业，增强其适应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党中央这种突出重点，抓住要害，同时兼顾一般的政策措施，为工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从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看，随着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我国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党中央正是从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经验和趋势的正确把握中，提出了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任务和原则。这些任务和原则是：要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商业和生活服务等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健全资产评估、业务代理、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要从本国、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根据市场需要，规范产业行为，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防止“泡沫经济”，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

(2)着力解决盲目重复建设和“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随着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一些老的企业更新改造，一些新的产业应运而生，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基本适应社会总需求的水平与结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但是，多年来我国的一些产业、产品及企业组织结构不够合理，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盲目重复建设和“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生产能力放空闲置；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却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这种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的症结所在。为了解决这个非常紧迫而又具有长远影响的突出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要通过宏观调控的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优化，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来加快发展。具体地说，一是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现有潜力；二是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或扩建提高生产能力，增加经济总量；三是新建项目，包括引进项目要尽量提高技术起点，注意经济规模；四是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节约放在首位，通过加强管理，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减少浪费，使效益有明显提高。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就把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长远规划与近期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了重点，抓住了关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3)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总量规模大，但结构不够合理，产业链条短，技术水平低，连接市场不紧，基本上处于粗放型、小规模经营状态，因而经济效益较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业投入的同时，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新思路。一方面，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这样就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了明确的内容和载体，为农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指明了具体途径。

3.提出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在20世纪后期产生的一种现代发展思想。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三点：一是经济社会要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也不应以损害自然和环境为前提；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发展，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能也不应以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三是当代人类要发展，但当代人类的发展不能也不应使人类后代失去同等的发展机会。可持续发展思想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种种弊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它不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也是保证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世界在胸，历史在握，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果断地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导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是一件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重大决策。归纳起来，党中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辩证关系，加强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在认识上并不都是清醒的。人们往往把环境、资源只作为索取对象，而忽视对它的保护。实际上，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经济建设是提高人口素质、有效利用资源、优化美化环境、促进社会进步的物质条件。离开了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又依赖和受制于人口资源和环境。过快的人口增长和消费，会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对资源环境也造成巨大压力，而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污染，会导致经济建设的困难，甚至危及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了统一思想，达到共识，党中央、国务院组织了多项重大研究，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控制人口、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大意义，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制止和惩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这对加强可持续发展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阐明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是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对中国国情深入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人口众多，消费总量巨大，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构成很大压力；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快速增长中对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更加剧了经济增长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加上技术管理水平落后、环境意识薄弱、经济粗放增长，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的现象正在加剧。这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民健康构成威胁。如不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会继续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子孙后代的幸福。所以，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制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地球宣言》和《联合国21世纪议程》等文件，对全世界承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3年，我国首先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部署。在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把这一战略涵盖了社会各项事业，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人民贯彻实施提供了基本依据和具体指导。在这些总规划、大政策的指导下，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制定或修改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各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把可持续发展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全面组织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应该说，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贡献，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是全方位的，还涉及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保障建设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邓小平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必将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